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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移交25年
五年前大叔寫過一篇《主權移交20年》，當時已經寫著：「從來沒有想過，主權移交20年後的香港竟然變成了如斯模樣。」誰知五年後更是無法想像現在的南深圳如此急速地變化，比起五年前的情況更惡劣。
今天此城的當權者已全面打壓所有異見人士：被捕、被囚、縱然出獄以後繼續被禁聲。當日的「扑頭部隊」因黨安之命進一步升級成為北方帝國的城管，抗疫措施變成禁止市民出席集會和遊行的手段。非建制的議員全部落馬、六四再沒有燭光晚會、七一沒有遊行、《蘋果日報》被封舖拉人、《立場新聞》、《眾新聞》、《傳真社》等網上新聞平台被瓦解，香港電台變成為當權者的喉舌播放樣版戲的大眾媒體。
五年前我們曾經以為思歪已是一名罄竹難書的惡棍，卻沒有想過好打得果卻是更厲害的進化版「CY 2.0」，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說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推到極致，然而這個帝國政策的執行者只得到鳥盡弓藏的下場。很快比卡超即將登場，黨安部隊全面掌控港虎的管治核心，所有政策只會以黨安作考慮，未來的南深圳再沒有發展的願景和想像可言：Everything is Security。將來的他又豈只是數碼暴龍2.0的模樣？
也許有人以為假如當日沒有爆發反修例抗爭的話，香港人可能仍會有多一點自由和言論的空間，不過這個只是將頭埋在沙堆中的想法：人人如生俱來不應該是一樣的平等嗎？縱然不是完全平等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權力差異？為何有一小撮人可以比其他人更平等，完全主宰著他人的命運？
倒果為因的說法只為成為當權者繼續濫用權力的借口。有權力的人沒有受到一個公開的制度約束他的行為，做盡惡事以後卻沒有帶來任何惡果，這人只會目空一切，被扭曲和被操縱的權力只會去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景況。帝國城管如是、建制政客如是、好打得如是，坐擁黨政大權的清零帝更是一人獨大權傾朝野。
地理上南深圳沒有比五年前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她的「軟件」已變成了百分百的帝國直轄市：法制(Rule of Law)、廉潔、公平、人權、自由、言論和新聞自由急速地消失了。彷彿這個地方已是籠罩著一片恐懼、無奈及無望的氣氛。許多人已經變得敢怒卻不敢言，正如《時代的顛覆者》所說：這裏安靜和諧，但聲音消失了。電影《十年》所描繪的社會狀況已經提早出現，當權者曾經說過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成為世紀大謊話。
五年後不少香港人被迫作出了去與留的抉擇：從來大叔沒有想過要移民外地，一家人最後卻是忍痛離開我們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有計劃地逃難。原來人生的下半場卻是來到前殖民地的宗主國，重新適應新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模式。來到遠離南深圳9600多公里的新地方，大叔得以重新思考流散(Diaspora)的意義。
這個原本是希臘語的用詞包含了兩個部份：Dia是「穿越、經過」，Sperien的則有「分散、散播」的意思。並且流散一詞對於猶太人更有著特殊的歷史義意 — — 公元前6世紀巴勒斯坦以北的巴比倫帝國征服了猶大國，猶太人的國家被滅。
亡國後猶大人有的被擄到巴比倫過著艱苦的生活，同時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直到70年後部份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促成了他們回流故土的一次大遷徙。不過仍有一部分猶太人沒有回到耶路撒冷，卻又成為留在散居地的猶太族群。
後來羅馬帝國成為巴勒斯坦一帶的新統治者，到了公元70年及135年，猶太人先後發動了兩次戰爭，促使羅馬帝國驅散了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於是猶太人也開始了更大規模和更大範圍的流散至世界各處，但是他們仍能保留獨有的猶太文化。
現在我們作為一眾散居在異地的族群，當遠離了自己原有的本土社會和文化，來到一個包含著許多不同種族和文化的陌生國度，我們正面對著文化的衝突和抉擇，並且為到個人身份和角色而感到困惑。究竟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英國香港人去衝破這個身份認同的危機？
「Diaspora」一詞代表著那些離開他們祖先故土很遙遠的人，或是他們遠離家園的行動、遷徙或分散。「流散」代表著一些離鄉背井而聚居的族群，同時努力地保留他們的文化和傳統，這個也成為我們來到英國重新生活的使命。
當我們要逐步融入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之時，我們卻不能讓香港人這個族群在地球上「被消失」：我們要好好保留著自己的語言、生活習慣、飲食文化，延續我們本來具備的文化面貌、特質、精神及使命，好好記住過去10年的一段有血有淚的艱辛歷史，重新找尋作為身處異地香港人的文化根基，重新肯定自己身在異鄉的身份、角色和定位。
當暴政試圖改變昔日香港的一切，我們卻要化整為零，突破地域上的界限，縱使散居在世界各處仍能閃耀出東方之珠的光芒，讓全世界繼續看見香港人的足跡，香港人加油。
主權移交20年
從來沒有想過，主權移交20年後的香港竟然變成了如斯模樣。
20年前不一樣的香港
20年前，那時大部份香港人也不抗拒「回歸」中共的管治。我們以為殖民地政府為香港建立的相對優勢足以抵擋中共的進擊；我們以為過去殖民地管治帶來的繁榮安定可以延續，也相信在「一國兩制」下可以明天會更好。
20年前，我們相信這個城市仍然可以繼續保持完善的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分立，政府各方面運作也需依從一定程序、健全的法制(Rule of Law)讓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享有相對地公平公正的對待。
20年前，我們相信這個城市仍然擁有獨立於執法者和法律部門的廉政公署(ICAC)，打擊任何尋租者非法地以權謀私、貪污舞弊和任何非法收受利益的行為，促進各人在公平和廉潔的制度下競爭。
20年前，我們以為香港人可以繼續享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除非發表誹謗、中傷、猥褻、威脅或侵犯版權的內容，否則無論是學術、宗教或政治的議題，我們也可以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下表達個人的想法和觀點，無需事前受到當權者的審查及限制，更加不用擔心「秋後算賬」。
20年前，我們以為香港人可以在自由經濟的體制下有更大的發展機會。縱然當時香港還沒有完全落實民主制度，但是憑藉個人的才幹和能力，無論你是大富人家的子弟、還是草根出身的基層、或者是大集團的營商者、抑或是本土小本經營的家庭式作業，香港人也可以在不同行業和領域中發展，逐步循社會的階梯向上流。
20年前，曾經有中共官員承諾九七後香港仍會維持原狀－－社會制度照舊、生活水準照舊、自由港、金融貿易中心照舊、港幣照舊、外貿商業來往照舊。不同的只有兩點：不再掛上英國旗和不會有港督。行政長官由香港人出任，大陸不會派人來。但20年後的今日，我們仍會相信這個承諾嗎？
六七暴動後香港30年的發展
主權移交20年，同時也是六七暴動50年，若是粗略地回顧這半個世紀的香港歷史，卻發現自六七暴動後的30年間，殖民地政府調整了過去的管治方針，大力推動香港未來的規劃及發展籃圖，「麥理浩時代」帶來教育、房屋、醫療和社會服務各方面的大躍進(註1)，成為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縱然當時發生了石油危機和73年股災，以自由經濟體系運作的香港仍然成功擠身於亞洲四小龍之中。
到了80年代香港出現前途問題，香港人最初只期望「繁榮安定」為未來發展的主調，但六四事件卻深化了香港人對民主的渴求。只是一切早已由中共政權主導著，香港人被摒棄於前途談判桌之外，英國人亦將談判的底線越推越後，主事的英國官員更無意為香港人爭取更大的自主(註2)。90年初《基本法》寫成後，末代港督彭定康雖然試圖落實更民主的選舉制度，只是中共另起爐灶，一切也在1997年6月30日後回到中共預定的軌跡中。
或許主權移交前香港的政治發展依然有所局限，但是整體上在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下香港一切仍然運作良好，我們天真地相信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最終仍然可以慢慢落實民主的選舉，只要過去香港的優良制度仍然順利過渡及延續下去。
洋紫荊變成了紫荊花
但主權移交後，過去殖民地管治的方式一步步被改變過來：落實高官問責制、試圖為基本法23條立法；再加上九七後出現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的爆發以及多項管治的失誤帶來50萬人上街，成為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最大型的示威集會。中共卻因此積極地將其「無形之手」滲透至香港社會內部，社會及政治發展繼續越走下坡：雙普選不斷被推後、本土抗爭運動的崛起、大陸自由行帶來的社會矛盾、中資流入刺激樓價上升、高鐵撥款強行被通過、傳媒的歸邊或被赤化、還有2012特首選舉出現的政治事件：江湖飯局、大宅僭建的風波等……過去我們熟悉的香港已經逐漸走樣。
五年前思歪政府上場後進一步激化社會的對立矛盾：國民教育的推行、港視不獲發牌、劉進圖遇襲事件、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發表、8.31人大議決對政改的落閘、香港人不滿而引發的遮打革命、UGL事件、陳文敏不獲任命為港大副校長、銅鑼灣書店事件、旺角黑夜事件、機場行李事件風波、橫州發展的修訂、還有不斷出現的大白象工程、故宮文化博物館安插於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計劃中……五年來思歪政府帶來的禍害絕對是罄竹難書。
如今主權移交已20年，中共政權卻將這棵昔日燦爛盛放的洋紫荊，暗暗改變成由他們操控的紫荊花(註3)，香港過去一切的優勢也漸漸被推倒下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親身體驗香港在主權移交後的變化，試問對於香港的未來還能有怎樣的希望？
啟示錄的安慰及勸勉
這段日子正埋頭閱讀啟示錄的釋經書，卻發現昔日初期教會信徒面對的政治處境與今天香港人的情況也有相近之處：當時猶太人被羅馬人統治，羅馬帝國以「羅馬和平」（拉丁語：Pax Romana）作政治宣傳，強調帝國在城市發展規劃和建築上帶來繁盛和平的生活，故此羅馬的臣民應向羅馬皇帝感恩，並以膜拜神明的方式感謝羅馬皇帝，逐漸成為君王崇拜的風氣，使羅馬帝國成為神權國家，羅馬皇帝更被宗教化為擁有來自屬天的大能力。
君王崇拜要求被統治的臣民每年須向羅馬皇帝的該撒之像焚香下拜，並說「該撒是我主」。不願遵守者意味其政治上對羅馬帝國的不忠，隨時會被嚴懲。因此初代信徒要被迫宣告「該撒是我主」，甚至否定持守的基督宗教信仰來逃避死刑的威脅。
今天的中共政權也滲透了這種感恩心態予香港人的意識中，臨近主權移交20年更是大肆宣傳中共管治的成功讓香港繼續繁榮安定。這種自以為香港恩主的心態要求香港人需對中共政權心存感激，並要配合中港融合的管治方向。如今中共已經大權在握，身處現時政治困局的香港人又可有甚麼出路？只有被迫歸化接受融合？
當日啟示錄的作者以天體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鼓勵和提醒讀者在艱難中堅守信仰，縱使他們身處惡勢力當道的世界，但從天上來的信息使他們得以看見被掩蓋的真相：神已經得勝，祂必然審判敵人。它們最終會完全被殲滅，忍耐到底的信徒必然得到最後勝利。要知道世界的終局不屬於任何當權者，昔日的羅馬帝國如是、今日的中共政權也是一樣，基督才是世界最終的勝利者。
至此記起〈我要安靜〉的幾句歌詞來重新肯定上帝依然在掌權中，並且成為香港人面對中共進擊的安慰：
雷暴雖吼叫 蒼海呼嘯 能共你翱翔 未畏急風
洪濤氾濫時 你掌王權 我要安靜 以你為神
註釋：
(1) 見拙文：〈殖民地時代的點滴(3)：麥理浩時代〉
(2) 見拙文：〈殖民地時代的點滴(4)：柯利達－－英國決定放棄香港的關鍵〉
(3) 見拙文：〈洋紫荊不是紫荊花〉
從不慶祝七一主權移交
主權移交已經十八年了，但我從來不會因為中共接收了香港而有任何慶祝的興致，反之更是一年比一年厭惡。一句講哂：完全因為九七前的香港好過現在。
沒有刻意抬高昔日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能力，但是香港人一直追求的生活基本需要──人人安居樂業、社會欣欣向榮，英國人大致在主權移交前算是做到了。當然150年的殖民地管治歷史，香港人也經歷了艱難的歲月：二次大戰後香港百廢待興、房屋、醫療、教育都是社會的頭號問題、加上當時貪污風氣十分盛行，昔日的殖民地政府亦有不少缺失，過去的社會問題也不會比今天的來得容易處理。
六七暴動的出現，成為了近代香港發展的轉捩點。經歷了十年「麥理浩時代」全方位的發展，由七十年代後期到九七主權移交前夕，大部份香港人親身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成就，英國人為香港奠下繁榮安定的基石，這個中西共融的現代化都市創造了洋紫荊最光輝的歲月。我們絕對不會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卻因為身為香港人已感到自豪。
憑著「信」‧迎接九七
當年我們沒法主宰自己的未來，單憑一個「信」字──相信《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以為未來香港仍然可以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縱然經過了89年的「六四事件」，甚至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進程沒太大躍進，但是當日我們只能選擇留港的一群，只有以樂觀的心態面對主權移交，間接地催生了「民主回歸論」的想法。
過去殖民地時代的港督擁有近乎獨裁的權力管治香港，不過在七十年代以後香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經濟上的成就、並且我們享有的自由，讓我們仍有信心面對將來。縱然當時民主的進程並不急速，但是英國人為我們留下良好的管治制度，讓我們相信從英國皇家徽章改變為中共的五星紅旗、由中共委任的特首取代了殖民地時期的港督，香港的盛世會延續下去，卻沒有料到主權移交後會變得如此天翻地覆。
洋紫荊變成了紫荊花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任內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1996-97)中，曾經對於香港未來有以下的問題作判別：
- 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他們是否純因本身的才幹而獲聘任？
- 特區政府是否根據本身的政策，自行編製財政預算，還是受到壓力，須按照北京所定的目標行事？
- 香港金融管理局是否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管理香港的外匯基金？
- 香港在國際經濟組織中，是否表現出真正自主？
- 香港的立法會究竟是因應香港市民的期望和特區政府的政策制定法例，還是在北京的壓力下執行立法的工作？
- 香港的法院是否繼續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運作？
- 廉政公署是否繼續大力打擊各類貪污活動，包括那些可能涉及中國利益的活動？
- 香港在執法工作方面，是否會繼續維持本身的國際聯絡網？
- 港粵邊界狀況是否維持不變？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是否繼續實施獨立的過境管制？
- 香港是否仍然享有新聞自由，可以不受約束地報道中國的消息，以及一些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消息？
- 集會自由是否會受到新的約制？近年舉行的周年紀念活動和晚會是否仍舊准予舉行？
- 駐港的外國記者和傳媒機構是否可以繼續自由採訪，不受管制？
- 人們以和平方式表達對政治、社會或宗教的意見，會否受到迫害或騷擾？
- 香港在不斷演進的期間，是否會繼續以公平和公開的選舉，選出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會議員？
- 支持民主的政界人士能否繼續活躍於香港政壇，還是會在外力壓制下，被擯諸局外或受到排斥？
- 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訂明的各個範疇內，行政長官是否真正能夠行使自主權？
《96-97施政報告》第89段
可悲的是十八年後的今天，似乎上述的問題沒有一題可以得到正面的回覆。過去殖民地政府一直不談民主，直至香港前途落實後才逐步推行「代議政制」，最終彭定康在《基本法》的框架內給予最大的民主，香港人亦欣然接受。反觀主權移交以後，不斷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掛在口邊的特區政府卻不能有效施政，甚至令越來越多香港人怨聲載道。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共
望著中共的五星紅旗，還有香港的五星紫荊花蕊紅旗，彷彿早已表明了香港要逐步被「染紅」和「陸化」，這朵香港本土獨有的洋紫荊已變成了中共的紫荊花。中共常以殖民地時代的「不光彩歷史」來肯定香港九七主權移交的合理性，但是一個只有65年歷史的專制政權，卻偽裝繼承了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同時以反殖民地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借口，專橫地吞下了過去150年香港獨特的歷史發展，否定了本土經濟、社會、文化，也不尊重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為自己掛上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羊頭，賣的卻是中共專制下扭曲人性的狗肉。
在中共管治下的香港，我沒法看到光明的未來。特別是2047年後，中共仍會繼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管治嗎？十八年後的今天尚且不能，何況是2047年後的將來呢？從2003年開始，不少香港人也會參與七一大遊行來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我們也相信強大的群眾力量能夠影響政府的一點點施政。然而經歷了「遮打革命」，如今政改方案被否決了，那一份無力感卻再次令我思考香港人可以如何走下去。
德看生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