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戰後「循道衞理」在香港的發展，大堂會的發展是其中一條主線（例如香港堂、九龍堂、安素堂及北角衛理堂等），而基督教新村的興建則是本會發展的另一種模式。本文嘗試從邢福增(2002)的《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尋找其中一條已完成歷史任務的基督教新村－－衞斯理村及衞斯理堂的史料，從而了解昔日本會發展基督教新村面對的困難，從歷史中學習，為本會堂會的發展帶來一些啟迪和再思。

簡介－－衞斯理村和衞斯理堂
1953年石硤尾大火發生後，循道公會和衞理公會成立了「牧師聯合會」(Joint Methodist Committee)，並在1954年向殖民地政府申請參與平房徙置計劃(註1)。及後政府決定將香港掃桿埔山谷間的土地交予循道及衞理公會興建平房，並由衞理公會負責具體村務，成為本會發展的第一條基督教新村－－衞斯理村。衞斯理村於1955年4月落成，提供80個平房單位，合共安置500人(註2)。1956年開始有村民搬入，至1968年約有60戶村民(註3)居住，但隨後村民不斷搬出而銳減，最終特區政府在2000年後清拆了衞斯理村。

當年本會除了興建衞斯理村，為村民派發救濟物品，同時也在村內開辦小學(1959-1966)、幼稚園(1967-1974)、製品公司(1956-1969?)、醫務所(1961-1967)及社交中心(1962?-1966?)等，致力幫助村民脫貧、改善他們的的生活(註4)。同時本會也在村內成立衞斯理堂(1956-1988)廣傳福音，高峰期教友人數多達347人(1966年)。但隨著附近平房區及本屋區村民減少，衞斯理堂的教友人數也逐漸下跌，最後在1988年結束(註5)。

平房區的「興起」
平房區(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的發展其實是1949年香港人口出現急劇轉變的歷史產物。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不少中國人擔心政治的變化而逃難到香港。後來中共政權立國，許多歐美宣教差會也從中國的宣教據點退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的香港。大量人口的湧入(註6)，造成香港社會出現多方面的需求，加上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當時的香港人生活也面對不少困難。不少新移民在山邊地方隨便霸佔土地興建寮屋及木屋，居住環境非常惡劣，並帶來治安、公共衛生，甚至是火災的問題(註7)。

為了解決上述的住屋問題，殖民地政府除了興建多層的徙置大廈，同時撥地給宗教或慈善團體興建平房區。雖然平房區只屬臨時性質，但是單憑政府的徙置大廈實在無法解決大量居民的迫切住屋需要。相對地政府只需提供已平整的土地給宗教團體，其餘興建及管理的工作則由宗教團體跟進。無論從財政或迫切性的考慮，平房徙置計劃也有效幫助政府短時間內處理當時香港的住屋問題(註8)。故此高峰期(1960年)各個平房區合共安置了85 570人(註9)。

衞斯理堂的興衰
當年本會發展衞斯理村，除了解決村民的住屋需要，同時希望實踐「教會社區共同體」的理念－－希望基督徒之信，望，愛，精神能充滿於各家庭，創造一基督化之衞斯理村，並成為一個充滿基督精神的獨特社會(註10)。當年衞斯理堂的宣教工作亦不限於衞斯理村，也包括了附近的後山村、春暉台和大坑邊區等地(註11)。根據網上討論區的描述，60年代衞斯理堂曾經出現十分興旺的時期：

「……50年代入住的兒童已成為青少年生力軍，在教會內參加詩班或兒童主日學導師，60年代出生的成為活潑的兒童，不少家長也成為教友參加聚會。當年每主日早上9時為兒童主日聚會，10時為兒童分班主日學，11時為成人崇拜，非常熱鬧。每年8月有夏令日及12月有聖誕聯歡日，兒童都滿載而歸，全年文具如筆盒、膠擦、筆刨、間尺……有著落。

1969年8月前往梅窩衛理園舉行夏令日，只青少年及部份兒童參加，需租兩部旅遊巴士，由大坑道油站對面接載教友前往統一碼頭，再包一艘雙層渡海小輪前往，可見教會當年的興旺(註12)。」

不過衞斯理堂的宣教工作始終受到地理及政府發展政策的限制。一方面衞斯理村位於掃桿埔的山谷之處，1966年曾經發生嚴重雨災，造成村內31間平房出現危險、社交中心嚴重損毀、小學更被迫停辦。事後35戶村民獲政府安置到慈雲山的徙置大廈，當中包括三分之一的衞斯理堂教友(註13)。至1968年春，政府清拆衞斯理村附近（皇家廠後山）的木屋區，當中包括240多位衞斯理堂教友(註14)，由此進一步影響衞斯理堂的發展。

事實上政府在60年中開始在各區發展新市鎮，不少村民也搬到新市鎮的公屋居住改善生活的環境。從70年代衞斯理堂開始進入衰退期，至80年代主日聚會人數只有20餘人，最終堂會也在1988年結束(註15)。

平房區的發展－－傳福音的楔機？
當年殖民地政府撥地給宗教團體興建平房區，其實只是他們可以協助處理新移民隨便霸佔土地居住的問題(註16)。當迫切的住屋問題得到緩和後，政府便落實長遠的土地規劃及發展，逐步向這些團體收回「借出」的土地。到底教會及政府的想法並不相同，教會以基督教新村作為宣教的據點，但對政府而言只不過是緩兵之計－－有利他們收回被霸佔的土地，然後落實長遠土地發展權。結果這些基督教新村最終也逃不過被清拆的命運(註17)。

面對政府上述的發展策略，若是教會能夠相應配合，也就得以持續發展下去。對比本會另外兩條基督教新村：亞斯理村及愛華村，當年政府大力發展荃灣及柴灣，兩個平房區被清拆後興建了公共房屋，大量居民遷入大窩口及柴灣，讓堂會的宣教工作得以接續下去，並從原來的平房區擴展至附近一帶地區。

反觀掃桿埔的山坡地勢局限了衞斯理村的發展，加上山上大坑區的發展也以低密度的高級住宅為主，對於衞斯理堂的發展上也有一定困難。本會曾於70年代中嘗試將昔日村內的幼稚園及社交中心改為衞斯理營舍，然而營舍的業務也發展得不大理想，加上龐大的斜坡維修開支，最終本會將土地交回給特區政府。

給堂會發展的啟示
回顧本會在基督教新村的發展，足見教會需要在地區的角色上轉型，切合社會的發展，才得以繼續宣教及地區的服務。今天衞斯理村和衞斯理堂已完成歷史任務，而亞斯理村及愛華村亦從昔日的基督教新村轉變成為本會的社會服務機構，邁向專業化的定位提供適切的社會服務，滿足地區上的需要。

今天堂會需要針對地區的變化作出應變，好讓宣教的工作得以繼續。近年香港的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加上政府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政策的轉變，本會不少座落於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的堂會也面對著嚴峻的挑戰，這些教育及服務單位的發展也影響著唇齒相依的堂會能否延續宣教的工作，特別是本會一些規模較少、資源缺乏的堂會，今天他們面對的更是生死存亡的困境。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究竟堂會在地區的發展是以服務為主還是堂會為主？現實上後者需要依靠前者而生存，還是理念上應以福音使命作定位？究竟這是全人服侍的宣教策略，抑或只是不務正業的教會？本會一直聲稱「教育、社會服務及宣教」的三結合發展策略，又如何處理三方面的協調、平衡和定位？

1955年的衞斯理村 (http://www.panoramio.com/photo/89805693)

1957年1月衞理公會在衞斯理村興建的一所福利中心。(http://www.grs.gov.hk/ws/online/utsr/part2/tc/v.htm#ad-image-0)

從《願你的國降臨》說起

註釋：
(1)　平房區(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有別政府興建的多層徙置大廈，乃根據1952年頒佈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中的《緊急（徙置區）規例》，政府撥地給指定承建商興建平房區。而這些平房區多數由宗教或慈善團體負責興建。
(2)　邢福增(2002)《願祢的國降臨－－戰後香港「基督教新村」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06頁。
(3)　同上，217頁。
(4)　同上，131-139頁。
(5)　同上，218頁。
(6)　香港人口在1945年8月原已減至約60萬人，但在1947年年底卻激增至180萬人左右。1948-49年間，國共內戰爆發，很多人從內地湧入香港。1949-50年春有數十萬人移居香港。至1950年年中，全港人口估計已增至220萬人。見《香港2004》的連結
(7)　見刑福增(2002)，同上，39-41頁。
(8)　同上，50-51頁。
(9)　同上，51頁。
(10)　同上，127頁。
(11)　同上，182頁。
(12)　見香港地方討論區：衞斯理村（60年代全盛期）(2007.5.16)
(13)　見刑福增(2002)，同上，215頁。
(14)　同上，215頁。
(15)　同上，218頁。
(16)　同上，53頁。
(17)　同上，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