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移交20年，新一屆的特首「選舉」如火如荼地進行，卻諷刺地突顯出「一國管治、黨人治港、高度操控」的香港真象。

這場大部份香港人沒有投票權的「選舉」，現時宣佈參選的都是來自建制的陣營，表面上暫時沒有上屆互揭黑材料的黨內鬥爭，但是中共高層要全力操控「選舉結果」的想法卻表露無遺。

「不任命論」的含意
早前好打得發表了「中央不任命」的言論，背後表達的訊息卻是：

1)　中共高層只任命他們信任的人成為特首，所有選委投票的程序只是幌子，最後由習帝「欽點」的才是真命天子；

2)　為免出現憲制危機的尷尬局面，中共高層已安排屬意人選參與角逐，建制派的選委須按「指令」投票，否則任何非預料的結果，中共高層也可以不作任命；

目前薯片先生的民意支持度領先於好打得，但不少建制派的選委卻率先表示支持後者，說她得到中共高層的支持，有人甚至豪言不支持好打得就是反對中共高層的旨意，彷彿她已經被「打造」成唯一的特首人選。

事實上四名建制派參選人的佈局似是有利於好打得的選情：假如薯片先生成功入閘，胡官的參選將會發揮「鎅票」作用；相反如果薯片先生不能成功入閘，掃帚頭則在「選舉」中扮演「下把位」的角色，從而襯托出好打得高票當選的目標。彷彿兩人的參選安排似是來自中共高層滴水不漏的準備？

好打得vs.薯片先生？
對於香港人來說，近年好打得的政治表述越見強硬，不少人實在不願下屆政府延續「思歪2.0」的管治模式。相對地薯片先生沒有擺出強硬的鬥爭姿態，似是較「開明」的參選人，他提出的休養生息、不再強調「大有為」的管治更是不少香港人期望的願景。

現時薯片先生已得到部份非建制派的人士支持，甚至認為這是「Lesser Evil」的選擇。然而他和好打得均是來自建制派的人選，卻「被拉闊」成兩邊政治陣營的競爭。可以肯定這是人為製造的政治觀感，但我們如何理解背後的政治操作？目前坊間流行以下兩個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是支持思歪的中聯辦一派官員為了保住現有的既得利益，以好打得為下屆特首人選，將她塑造成「思歪2.0」延續過去的管治路線，強調中共高層認同現屆政府的強硬管治，卻將薯片先生視為非建制派的同路人，從而反證好打得才是中共高層的欽點人選。

另一說法卻認為薯片先生才是中共高層的真命天子，當權者特意藉著他的「開明」取態吸納民意支持，加強香港人對下屆政府的認受性。事實上如果薯片先生輸給了好打得，既會反映主流民意和選委的政治利益出現分歧，同時顯示中共高層的主觀旨意大於社會對特首的民意取向，如此將會不利下屆政府的開局。

《2022家書》的推想
記得一年多前，有人以「Carrie Lam」的名義在網上發佈了一條《2022家書》的短片，這是假設當年2017政改成功通過後「Carrie Lam」的一段感言。當然今天政改的結果已不再一樣，然而將短片內容對照今天的選情，已反映出當日香港人對於好打得作為香港人良心官吏的寄望已經幻滅。縱然思歪不再連任，但是劏房波也官至財政司司長，好打得已化身成為「思歪2.0」力圖延續過去五年的強硬管治路線－－政治的野心已經使人變得面目模糊。

事實上如果好打得成功「當選」下屆特首，只會顯示中共高層連一個當了十年財政司的建制參選人也要摒棄，間接論證當日「8.31人大議決」根本是高度設防的篩選工具。當日《2022家書》推斷日後香港出現的變化，包括電台報刊主編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開放香港邊境讓深圳居民自由出入、承認內地專業資格方便他們來港工作、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超支、開發郊野公園建屋等，其實也早已出現了。

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
再回顧五年前的特首角逐，當日唐梁之爭的背後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結果，這是中共建黨以來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中共官員如何可以抓住更多權力和利益是他們身在黨內賴以生存的本能反應。當好打得的參選代表著某些中共官員的既得利益，不能排除薯片先生背後的支持者也是來自黨內另一派系的官員。

五年前習帝在最後關頭才決定當時的特首人選，也許目前好打得和薯片先生之間的角逐仍然是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延續，雙方人馬正極力爭取習帝的終極支持，一場偽選舉的政治欽點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身為香港人卻沒有投票權的我們又可以如何回應？我們應該完全杯葛這個政治雞棚？還是繼續兩害取其輕，無奈及無望地寄望薯片先生會比好打得更好地管治香港？

《2022家書》

日前有報導指香港的天氣已逐漸受到中國的霧霾問題影響，似乎一些看似很遙遠的事已經慢慢逼近。事實上中共的政治霧霾早已籠罩著香港的政治大環境。

被打造的下任特首？
上星期好打得終於宣佈辭職，並且明言其目的是為了參選下屆特首。一方面反映她是胸有成竹，彷彿已經得到中共高層的祝福。另一方面卻是她的自信－－全力打造自己目標清晰、捨我其誰的姿態。

上月爆出西九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後，社會即時引起多番迴響。好打得卻敢於承擔一切責任：自辯是滴水不漏的事前準備、運用被賦予的決策權委託建築師作初步設計估算，好打得沒有推卸責任，以表對中共高層的忠誠。估計興建故宮博物館可能是中共高層早已拍板的事，甚至是思歪藉此討好主子的想法。如今中共決定換馬，一切變成了好打得繼任特首的「嫁妝」，並且讓她一展個人的能力。如果此事仍然由思歪領軍，恐怕只會找來幾個司局級官員匆匆「護駕」，這也是中共高層眼中好打得比思歪優勝之處。

但是若我們以為好打得接任特首一職，香港將會出現一絲曙光，恐怕那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昔日的好打得
早年好打得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整筆過撥款(Lump Sum Grant)的落實改變了多年來社福界原有的營運模式，政府作為服務的出資者，以服務指標取代受惠者的真正需要。NGO為了延續營運而滿足政府數字上的要求，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營運成本得以有效控制，但是NGO為了生存而製造出來的「服務成效」，最終服務對象是否真正受惠？

及後出任發展局局長，先後發生清拆皇后碼頭事件和丁屋僭建問題。前者在社會出現不同意見，好打得上任後親身和本土保育的示威人士接觸，基於發展的需要大於保育的考慮，皇后碼頭始終逃不過清拆的命運。然後在丁屋僭建的問題上，好打得信誓旦旦說切實加強執法，實質上卻是捨易取難、彈性處理，僭建問題只有不了了之。還有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表面上是建立有效保育模式，其實是「切斷」政府日後的保育責任，將古蹟建築物交由服務營運者負上巨大的財政擔子。

好打得一向作風硬朗，竭力維持政府的施政。接任政務司司長後負責爭議極大的「政改方案」，曾以「一錘定音」回應內地學者對政改的取態，最終提交的方案只是遵從「8.31人大議決」的安排。還有她在退保方案中堅持政府的預設立場、在鉛水事件報告出爐後沒有認錯、批評泛民議員在改革醫委會的議案中「拉布」是「小數人的暴政」……作風越見強硬。可以預計，下屆政府未必出現被激化的敵對矛盾，但是整體上仍然傾向於中共的管治取向。

在政府高層的眼中，好打得卻被視為優秀的政務官：緩和了政府的管治危機、以長官意志堅持政府的決策、大大減低政府額外的財政承擔。至於處理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只是有限度的回應、盡量減輕他們對施政的影響，確保事情仍然按著政策方向前進，那已經是「成功達標」了。

中共管治下的稻草人
相對於巨大的中共管治集團，特首人選只是中共黨內的一隻棋子，用作承受反對者的攻擊而樹立的稻草人。昔日香港人要求老懵董下台，那只是反映反對者不滿主權移交後政府管治失效的代罪羔羊－－當然身為特首的老懵董亦要承擔其麾下官員的過錯。

思歪上任後無疑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破壞，然而提出「Anyone but CY」的政治訴求不能改變香港不斷「被陸化」的根本性問題。下屆特首雖然換人，繼任者仍要臣服於中共高層的指令，思歪只不過代表背後操控香港的中共勢力。再看看過去好打得的硬朗作風，相信由她繼任下屆特首也只是「思歪2.0」而已。甚至將來當中共操控香港的系統日趨成熟及穩定，以後每屆的特首也只是「被優化」的「思歪3.0」、4.0、5.0……不斷地延續下去。

現實上政治的大環境不可能短期內改變，經歷「遮打革命」以後不少香港人已不相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足以搖撼中共對普選的定位。於是有論者提出不如選擇一個「相對地沒那麼差的」參選人上台，有人提出支持薯片先生。當然若他出任特首，我們仍然無法期望未來可以出現真普選，至少目前沒有一位特首參選人肯為香港人的民主福祉而膽敢叛逆中共的意願。

似曾相識的「穩守突擊」
再看今天香港人的政治處境，套用足球上的術語，香港人需要的卻是一個懂得運用「穩守突擊」的領隊。首先要穩守的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誠信、廉潔、自由、人權、法治，努力抵抗來自中共將香港「陸化」的猛烈攻勢。香港人要求的「ABC」不只是「Anyone but CY」，卻是「Anyone but (Chinese) Communist」，阻止「思歪2.0」的出現才能守住我們的核心價值。

當我們守住了這些促進香港發展的基礎元素，下一步也就可以將之轉化成為重建香港的「突擊能力」－－藉此建立香港本土獨特的經濟優勢，建立有別於其他華人城市的重要賣點、抓住香港本土在國際上的經濟聯繫，逐步擺脫來自中共在經濟上的依賴及操控，從而成為香港人與中共抗衡的籌碼。

綜觀現時幾位特首的參選人，究竟誰人具備這份「穩守突擊」的潛力？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某些參選人也是由殖民地政府悉心培養的社會精英，卻因著個人政治仕途的考慮，他們已經不再堅持過去政治中立的取態，甚至放棄了捍衛香港人福祉的責任。

每當提及中國的教會史，我們一般都以外國來華宣教士的事蹟或外國宣教差會的發展史入手，或是探討中國「三自教會」的狀況。然而基督教從十九世紀中開始在中國民間發展的歷程，以至一些中國本色化的基督教興起，我們所知不多。幸好連曦(2011)出版的《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補充了這方面的論述。

為何連氏會選擇中國民間基督教為著書的主題？今天內地在中共的操控下，表面上我們只看到官方承認的「三自教會」，但實際上卻有更多中國基督徒在家庭教會中聚會。這些信徒大都承傳了中共立國前一些民間基督教的信仰遺產，繼續他們對基督教的堅持，人數並大幅地增長。連氏認為增長的關鍵在於基督教由外國傳教士佈道及主持的異域信仰，轉變成一種本土的大眾宗教(註2)。故此能夠了解這些民間基督教過去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從歷史的進路來明白今天中國基督徒如何處境化地建構他們的信仰觀，這是十分重要的參考。

內容簡介
《浴火得救》共有九章，連氏順著歷史的時軸，第一章從太平天國(1851-1864)開始，到十九世紀初早期民間基督教的各種形態、還有個別宗派的宣教士推動成立的中國本土基督教工作。第二及第三章則概括了兩個影響較大的中國民間基督教的教會：真耶穌教會和耶穌家庭，他們強調的五旬節派信仰主張正好切合當時中國民間的處境及對宗教的訴求。然後第四章探討了五旬節復興運動帶來的山東大復興和馮玉祥的「基督軍隊」興亡；第五至七章則分別簡介幾個著名的中國佈道家：包括王明道(1900-1991)、宋尚節(1901-1944)和倪柝聲(1903-1972)等人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對中國民間基督教的影響。

到了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爆發，連氏在第八章綜合論述以上的中國民間基督教如何在戰亂中繼續本土運動的發展，但當中共成功立國後，他們最終在五十年代先後被取締。到了最後一章，連氏概括地提及當代一些地下教會在中共嚴控下的發展情況，正好反映中國民間的基督教越被中共打壓，卻發展得越見厲害。

連氏的結論－－前千禧年終末論是核心影響因素？
連氏的著作回顧了過去超過一個世紀中國民間基督教的發展，當中甚麼是他認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王志希(2015)認為「五旬節之火」和「前千禧年之火」是救贖近代中國「普羅民眾」的「救贖之火」，但後者才是串連起書中處理每個研究對象的元素(註3)。而連氏自己在《浴火得救》的後記中亦提出彌賽亞掌權的「前千禧年」教義是過去一世紀影響中國民間基督教發展的主因(註4)。

「前千禧年終末論」提出了戰爭、饑荒及天災等基督再來的預兆，正好成為近代中國基督徒領袖「說明」當時中國面對內憂外患和苦難重重的處境，有助中國「普羅民眾」相信基督教能夠幫助他們擺脫目前的困苦，期望天堂是可以改變他們命運和處境的新天新地。例如倪柝聲的「小群教會」宣稱以神的啟示為基礎，認為末世快將臨到，他們的教會將會完成上帝的計劃。作為忠心的「小群」和真正得勝的基督徒，上帝「應許」只有他們可以通過「被提」昇到天上，脫離末世的苦難及死亡(註5)。

連氏分析中共立國後民間基督教的發展，指出今天不少在家庭教會中聚會的中國基督徒仍然受著倪柝聲的末世論影響，還有一些二十世紀後期興起的末世信仰的教派和「呼喊派」的出現(註6)。就是現時中共對基督教的高壓管治，也成為中國基督徒詮釋末世預言的處境之一。不過百多年來中國民間基督教的發展真的只取決於「前千禧年終末論」？還是神學的論述也會受到聽道者的處境而影響其有效性？

「靈火的救贖」對中國民間基督教的影響
《浴火得救》的英文原名是「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當中這種「火的救贖」既有在苦難中磨煉的意思，同時也可以視為藉著「聖靈之火」而得救贖，正好象徵兩者對當時中國民間基督教產生的互動影響－－中國人在苦難的處境中被磨煉，藉五旬節派強調的屬靈恩賜帶來「火的救贖」。

事實上從晚清時期開始中國人面對內憂外患、苦難重重，不少人深受鴉片的毒害。五旬節派強調說方言、預言、見異象、醫治及趕鬼的特殊能力，正好符合中國人深受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面對天災、戰爭及人禍時尋求神靈幫助的宗教訴求。一些中國基督徒因為接觸了五旬節派的宣教士而帶來改變，深深影響他們日後傳道生涯中強調基督教的「特殊能力」，而聽道者的「個人宗教經驗」亦肯定了基督教的「神奇功效」，因而激發他們的宗教熱情。從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到山東大復興，甚至是宋尚節成立的佈道團，他們也帶有一定的五旬節色彩，使基督教的「靈火」曾經在近代中國捲起大風，點燃不少中國人對未來的盼望。無疑神學上五旬節派的靈恩主張確實影響著近代不少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但是中國人祈求神祗保祐的傳統文化也是帶來上述宗教互動的處境因素。

從外國教會中分別出來的自立教會
另一方面，經歷了列強入侵、義和團起義及五四運動的爆發，基督教已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部份。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普遍帶有排外的反帝國情緒，使近代中國成為民族主義擴張的大時代。當時一些中國基督徒傳道人也受到這種愛國氛圍的影響，他們肯定這份愛國的民族情懷，於是與外國差會劃清界線，自行在民間成立由中國人領導的教會或佈道組織，試圖將自己認信的基督教從西方教會中分別出來，使中國基督教擺脫「西方洋教」的意識形態，間接促成了近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本色化發展。

除了上述的愛國排外思潮，源於西方基督教的不同神學立場也諷刺地促成一些中國民間基督教斷絕了與外國差會的關係。例如王明道本身深受基要主義的影響，十分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個人基督徒生活見證，反對自由派神學，更大力斥責外國差會在中國推行的「社會福音」宣教模式，認為他們是「不信派」，拋棄了救恩的福音，卻售賣了「社會福音的假藥」；同樣宋尚節也反對世俗現代化和救國計劃，認為教會學校教授英文、歷史和數學是以「豆莢餵豬」(註7)，提出基督徒應該專心尋求上帝。

而倪柝聲建立的地方教會則致力將中國民間基督教定位於追求屬靈生命、竭力恢復聖經中初期信徒的生活面貌，認為教會以宗派劃分並不符合聖經的教導，於是同樣與外國差會斷絕關係，放棄宗派主義和牧師為主的教會組織，純以地方劃分建立教會(註8)。連氏指出他們要在末世預言中找尋「真正的基督徒合一」，脫離腐朽和墮落的基督教世界(註9)。

不過倪柝聲的神學立場主要受到在福州的原英國聖公會差會的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 1869-1930)影響。而他建立地方教會的模式跟十九世紀初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的做法不謀而合(註10)：強調遵守聖經的教導，棄掉形式上的組織，沒有總會、分會，牧師或平信徒之分。

不同神學立場的影響
由此可知，連氏雖以「前千禧年終末論」作為救贖近代中國民間的重要載體，然而這些中國民間基督教背後的神學立場，其實也受到西方基督教神學思想發展的影響，從十九世紀初普利茅斯弟兄會，到抗衡自由主義而出現的基要主義，還有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開展的靈恩運動，也影響著多個近代中國的民間基督教，包括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山東大復興、王明道、宋尚節及倪柝聲等。

當然上述多個神學思想與連氏提出的「前千禧年終末論」沒有任何抵觸之處，但是邏輯上這些神學思想與後者沒有必然的關係，後者亦不是這些神學思想共有的信仰基礎。另一方面，因著近代中國的獨特處境而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潮，卻是促成多個民間基督教的出現，並脫離於外國差會的重要環境因素。事實上直到今天，民族主義仍然是中共用來操控中國人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並且影響著不少中國基督徒對於西方教會採取的立場。

參考文獻
1) 連曦(2011)：《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 鄧軍(2012)：〈千禧年的熱望〉，《二十一世紀》第133期，2012年10月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55-159頁。
3) 吳志希(2015)：〈誰的「救贖」？哪種「民間」？－－評連曦：《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2期，2015年春，（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73-294頁。

註釋
(1) 經過多年的討論，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於1990年代確定將中國近代史定為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至1949年中共立國為止。不過連氏在書中也有涉及由1949年到現在有關民間基督教的情況。
(2) 連曦(2011)：《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xx頁。
(3) 吳志希(2015)：〈誰的「教贖」？哪種「民間」？－－評連曦：《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2期，2015年春，（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79及290頁。
(4) 連曦(2011)：同上，203頁。
(5) 同上，144頁。
(6) 同上，187頁。
(7) 同上，118頁。
(8) 同上，137-138頁。
(9) 同上，144頁。
(10) 有網上資料指出和受恩在中國期間曾經和普利茅斯弟兄會保持著非正式的差傳關係，但是資料的真確性卻沒法確認，雖然兩者的信仰實踐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