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中「按才受託的比喻」（太25: 14-30）是許多基督徒耳熟能詳的故事──教導我們知道擁有的才幹乃是從主而來，所以要為主好好運用這些恩賜，不要「埋沒在泥土裏」。然而每人擁有的「才幹」卻又在生活上引伸出另一個含意。

經文中三個僕人由主人各自分給一千、二千及五千銀子，這些銀子在原文用的貨幣單位是「他連得」(Talent)：這是古代中東、希臘、羅馬世界量度重量的單位，也可用作貨幣單位。一個「他連得」的價值相等於一千銀子。

明顯「他連得」是英文「才幹」(Talent) 的拼音翻譯（拉丁文是「talentum」），故此「他連得」其實具備了兩個含意：一方面這是上帝賜予每個人的才幹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用來量度我們在市場的經濟價值。將兩者合而為一後就是：各人由上帝賜予的「他連得」（才幹）成為了我們在社會中被肯定的經濟價值。

Talent = Value = Money ?
記得有位銀行工作的朋友曾經說過：在銀行家的眼中每人也有一個價。在經濟學上，人被視為一種具生產力的資本(Capital)。我們付出勞力可帶來收入和回報，但我們的價值卻取決於這些收入和回報的市場價值。(An income is generated by a Capital, but a value of Capital is determined by its income generating power.) 「他連得」的比喻告訴我們上帝賜給每個人才幹和能力，但在現實的社會中，這些才幹往往成為量度各人的價值指標──每人的價值取決於擁有的才幹在市場的價值。

在經濟主導的香港成長，我們要求自己在社會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用，於是我們拼命投入市場價值最高、最快最易「搵錢」的職業或事情中，務求取得市場的最大回報來肯定我們的天賦才能。就是我們行政長官的眼中，香港人的分類界別也只是基於他們的經濟價值。今天香港社會的悲哀正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只有「窮得只剩下錢」的視野，所謂更大的施政遠象卻只是中央黨的指令和經濟上的利益。

「窮得只剩下錢」的社會
2003年「沙士」爆發後香港經濟陷入一片低谷，結果中央和香港簽訂了CEPA協議，還有實施內地旅客「自由行」等政策。十年後香港經濟似是得到恢復，但我們卻為了經濟而付上沉重的代價：樓價和租金長期高企，遠遠拋離一般市民的購買力；本土經營的小商舖被大財團的連鎖店、藥房和高檔次的經營者取代；內地旅客與香港人的「文化衝突」以至對奶粉、嬰兒床位及學額的衝擊等。這都是香港人為了追求經濟穩定而始料不及的影響。

今天我們的社會只著眼於經濟的發展，政府關注的只是每年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但是增長和發展背後的社會成本、付出的代價和採取的生產方式，甚至當中的成本效益、國民實際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情況等，卻不會成為我們社會首要關注的事情。就連超支驚人的高鐵建造工程也是組成GDP的重要部分，但是其實這個成本高昂的「大白象」基建將來又會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入門的經濟學說明了水比鑽石有較大的實用價值(Use Value)，我們有水才能生存，但是除了在沙漠乾涸之地，水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卻遠遠低於鑽石。一些同樣功用的東西，在市場上卻可以有不同的價值：一幢住宅樓宇由同一個發展商興建，但是不同的位置、景觀和樓層的單位，高層和低層的價值也可以是天與地的差距。

經濟價值以外的東西
要知道「他連得」一詞在古希臘文（τάλαντον）中有「秤和天坪」的含義。衡量各人才幹和能力的價值背後，需要建基於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制度，各人憑著上帝所賜的才幹在社會中可以拿到「當得的工價」。那些經濟數字所說的增長是否能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公義、為市民帶來更大的福祉？增長了的生產總值是否能讓廣大的市民受惠？也許以上問題不是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涉及的分析範疇，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信念的人亦有不同的意見，甚至可能沒有一個客觀的判別準則，但那卻是目前我們社會非常關注的問題和挑戰。

曾經我的一位朋友非常努力於工作，期望將來可以擁有一所遠眺無敵海景、欣賞日落的豪宅。最終他成功了，也在工作得到可觀的回報。然而今天的他卻因為完全投入於他的事業中，再沒有時間和閒情可以留在家中欣賞他過去追求的燦爛景色。某個晚上當他帶著疲倦的身軀回家，經過樓下的公共海濱長廊，暮然發現原來這個海濱公園同樣看到對岸的風景，也不一定要在家裏才能看到。這位朋友有感而發：過去一直努力追求的，卻原來只是一些捶手可得的東西。或許值得我們思考的是：今天我們的人生，甚至是我們身處的社會，就只在乎於那些可以計算的經濟價值嗎？

過去個多月來掛心著社會大事的同時，早一陣子我也要處理阿女報讀小一的事宜，如今總算是塵埃落定：如無意外，阿女將會明年升讀區內的直資一條龍學校。

無心插柳之故
其實最初我沒有打算為阿女報讀直資學校，只是無意中出席學校的簡介會，聽罷卻又認同學校的辨學理念，並且希望阿女有機會在學業以外培養及發掘其他潛能。當然那是我們可以負擔的學校，而我們也有到津貼小學遞交自行申請表格，不過當我們接受了直資學校的學額，便不能繼續參與教育局的統一派位了。

支持自己教會學校？
事實上自己所屬的教會也是一個不錯的辦學團體，恆常聚會的堂會本身也是區內為人熟識的津貼小學。我亦知道學校的校長對教育下一代滿有理想，老師們也很有活力和熱誠投身於教學工作中，在區內的成績著實不俗。所以朋友們也會理所當然認為：「自己教會的小學，當然要支持啦！」

然而作為一個可能帶有「雙重身份」的家長，我們不想下一代得到有任何特別的關照。回想昔日當我們決志信主的一刻，為的都不是有任何附帶條件的福利：子女可以保證入學、死後也有葬身之地。

平常心入學
從阿女入讀幼兒園開始，我們只從「實際需要」出發：不跨區、不需舟車勞頓、不讀昂貴的私立幼兒園、更不一定要報讀自己教會的學校。阿女報讀幼兒班時，我們只在區內申請一、兩間基督教的幼稚園。到了升K1，原有的幼稚園沒有全日班。於是我們報了區內三間學券制的幼稚園，最後的選擇是：入讀距離屋企最近和認為較好的一間。兩次申請也是靠她的個人表現，沒有拍攝昂貴的學生面試相、沒有Portfolio、沒有「大包圍」、沒有任何特訓或惡補中、英、數，更沒有跟父母的背景拉上關係。

如今阿女升上K3，我們也照著教育局的程序參加統一派位，按照學校的要求填表，遞交了第一輪自行申請的表格。申請直資學校只是一個嘗試，當日面試也是以平常心面對。對於那些又要家長作文、又要熟讀學校資料、又要家長出席預備課和讀書的直資學校，自問我和阿女實在不敢高攀。反而其中一間直資學校面試時老師會多問阿女的生活情況，感覺上較關心她的個人成長，進一步加深我對學校的印象。

教友子弟？免了
當然我們也在「自己教會」的小學交了自行報讀的申請表，但自行收生的結果要在十一月尾才公佈。我們了解申請入讀的競爭很激烈，但是站在公平競爭的前題下，我們沒有想過靠著甚麼的背景關係而取得任何優勢可以成功入讀。或許有人覺得「自己教會」的學校已經為人所認識及認同，並且津貼學校不用繳交學費，我們為何沒有「極力爭取機會」入讀？

如今既然有直資學校按著阿女的表現接納我們的申請，那是阿女自己爭取到的機會，並且條件許可的話，我們也想阿女可以在全新的環境下學習，讓她有自己的成長空間，卻不是停留在較熟識的地方，而我們也只是一個普通學生的家長，阿女也不用在學校被標籤成為甚麼「教友子弟」呢！

我明白為人父母難免會關注子女將來成長的道路，但是如果我們事事也為他們預備一個安全、受著保護和蔭庇的環境，心理上我們會安心一點，因為我們已盡了為人父母的責任。然而這樣給予充足保護和支援的方式，真的可以幫助我們的孩子更自由地成長？還是她始終不能擺脫父母的影響，事事也只有靠著上一代的保護？

還是讓阿女自己爭氣好了。

「你話佢地（學生）受泛民煽動？唔該你啦，佢地唔鬧少我哋兩句，泛民都唔知幾高興。我哋煽動到佢地？你真係太過睇高我哋啦！」這段說話是上星期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在會議中的一段發言，事後在網上瘋傳，因為它真實地告訴我們：參與這次「遮打革命」的年青新世代，實在「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這次「遮打革命」所反映的衝突關係，表面上是「佔中」與「反佔中」的支持者在法律上的爭議、又或者是示威者與政府對2017年特首選舉在政治立場上的分野。然而更重要的是，「遮打革命」的參與者以年青人為主，相對於當權者及建制派的成年人，兩者再次突顯不同年代的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的爭戰。

傳媒對新一代的解讀
幾年前當反對高鐵撥款的事件發生後，香港社會開始關注當時「80後」的問題。有學者（李月蓮：2010）曾粗略地整理出當時傳媒對於「80後」有以下的評價：

由於一些激烈衝突的場面往往甚具「新聞價值」，容易成為市場焦點，於是傳媒的報導逐漸為這些「80後」賦予了一些標籤（李月蓮：2010），甚至繼續成為我們對於今天參與「遮打革命」的年青人的論述。然而傳媒的報導只建構出一個「平面的角度」，不同政治陣形的傳媒也只會在不同的位置反映部份的「真象」。到底這些「似幻似真」的解讀是否真正反映這些「80、90後」的狀況？

數碼原居民vs.數碼移民
時代的進步、數碼科技廣泛地使用，已不自覺地影響了年青新一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人更提出數碼原居民(Digital Natives)與數碼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概念來說明這些新世代與其他年代成長的人出現的巨大差異。

甚麼是數碼原居民和數碼移民？這兩個名詞最初來自美國作家Marc Prensky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前者是指那些從小已經接觸數碼科技的年青一族，他們成長於充滿著電腦、遊戲機、數碼影音攝錄產品、手提電話等數碼科技的環境中。這些新世代可能還沒有學會寫字，便已接觸電腦及手提電話。他們從小建立了應用數碼科技的能力和技術，因而衍生出獨特的語言、文化、溝通模式、思考方法、價值觀、意識形態、以至社會及政治上的取向。基本上這些新世代的閱讀能力也是從電腦遊戲中開始，而不是來自傳統學校的授業，並且他們懂得透過四通八達的網絡世界和互動分享，成為取得資訊的主要途徑。

至於我們這一代的成年人，大概要到高中至大學時期才開始廣泛地使用電腦，所以相對於這些數碼原居民，包括我們和其他年代的成年人，我們頂多只是「數碼移民」──先在「傳統」的社會環境中學習和成長，然後逐步轉移到今天數碼科技的世界。想想我們第一次接觸電腦、成年人開始使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情況也有點似一些新移民來到新地方，重新學習當新的語言、文化、環境等。地域上我們沒有改變自己所在之處，然而時代的進步卻帶了我們進入數碼科技的新地域。

或許有人會以「代溝」來形容數碼原居民和數碼移民之間的差異。然而若我們只以過去我們和上一代的經驗作為解讀的框架，恐怕已不足以反映這些「原居民」在深受數碼科技影響下，和我們這些「移民」在成長上的分別。

《囧世代衝擊2.0》的啟示
參考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在2009年出版的《囧世代衝擊2.0：掌握新經濟．了解八十後》(Grown Up Digital: How the Net Generation is Changing Your World)，這是根據一個研究計劃而寫成的著作。研究對象來自歐美的網絡世代(Net Generation)：他們享受網上生活、愛自由、喜歡自行探索、愛玩樂、愛協作和分享、富正義感、主動参與、追求創新和生活品味、慣常同步使用多媒體(Media Multitasking)。另一方面，他們反權威、反財團、反霸權、具全球化和環保意識、關注社會公義及貧窮問題、抗拒被「洗腦」。

泰普史考特在書中整理出八個「常模」(Norms)來突顯這些網絡世代有別於其他年代的獨特之處：(1) 自由(Freedom)、(2) 量身打造(Customization)、(3) 查證(Scrutiny)、(4) 誠信(Integrity)、(5) 協同工作(Collaboration)、(6) 娛樂(Entertainment)、(7) 速度(Speed)及(8) 創新(Innovation)。

今天很多人對於這些網絡世代提出不少批評，泰普史考特卻認為他們將會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動力，並在不同的範疇帶來劃時代的改變：

1. 改變學習模式，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教育，老師需要從「黑板的教學」轉移至協作式、互動式的學習，讓學生可以自行探索及發現新知識。
2. 改變職場模式，網絡世代將突破固有職場工作的框架，尋求靈活和彈性、並發展出個人的職業生涯；
3. 改變市場，網絡世代與生產商共同創製產品，成為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s)；
4. 改變世界，網絡世代討厭傳統政治及政客，不相信政府機構，認為透過實際的行動能夠改變他們的未來。他們關注社會議題、追求民主及社會公義、也注意政客的誠信。因此政府需要有機制和平台與網絡世代互動，給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並要正面回應他們的需要。

新世代的社會運動模式
從反高鐵撥款的事件、到後來的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以至今天的「遮打革命」，這些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已經不再是我們在八、九十年代看見的模樣：由政客或政黨帶領、有系統的層級組織和策略，訴求相對地單一和直接。

以網絡及社交平台作為聯繫，已經成為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的新模式。透過網上群組發動其他人參與，以議題為本(Issue-based)來號召群眾參與。過程中他們未必完全跟隨帶領者的指示，甚至沒有獨一的組織者或「大會」，不像以往只有單向的訊息發放，訴求也變得多元及複雜。組織方面似是有點鬆散，卻強調行動參與者的主體性，抗拒任何「大會」或「政治大佬文化」。

這次「遮打革命」歷時已經超過一個月，過程中見到不少年青人極富創意、突破傳統框架的二次創作、音樂、藝術品、富特色的口號和標語、攀山愛好者在獅子山懸掛直幡、「Mr. & Little Miss HK People」的漫畫、長跑愛好者舉行「遮打馬拉松」、政總樓梯的連儂場、「雨傘人」……我們從這些年青人身上發現許多「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跳出我們成年人的框架
或許泰普史考特對網絡世代的推論過於樂觀，甚至歐美的情況也不一定可以硬套在香港。如今「遮打革命」發生了，我們會問：為何這些網絡世代會如此「失控」？

若我們只根據自己成長的經驗來解讀這些網絡世代，換來的答案可能是：叛逆、自我、脆弱、頹廢、宅男、富二代、積極性低、能力低、散漫、沒上進心、只想輕鬆過活、膚淺、無知、道德意識低、衝動、有勇無謀、不尊重他人、不懂溝通、短視、不懂自省、不顧後果、貪一時之快……。有人甚至認為這些年青示威者只為了追求個人的英雄感、為追星、人去我去、在社交平台留言「呃Like」等，究竟在我們眼中這些年青人真的一無事處？

上一代經歷過戰亂和不穩定的社會，幾經辛苦才能安穩地生活到今天、他們很多人也憑著努力以知識改變命運，開創了自己的事業。到了今天他們擔心「遮打革命」會再次帶來動盪的局面。他們認為年青人沒有捱過苦，不明白世界艱難。然而這些說法是否只以他們那一代的社會環境、人生閱歷、經驗、固有的系統來解讀「新一代的問題」？

也許今天的年青人受到數碼科技的薰陶下，事事也要講求「民主、公平、反權威」、不喜歡家長式管治、期待他們的聲音被重視、不喜歡當權者沒有溝通便以權威壓下來。我們因為年青人參與「遮打革命」所產生的不安，除了缺乏認識及溝通外，是否因為他們「藝高人膽大」挑戰當權者──成年人世界的權力和制度而令我們非常擔心？是否我們覺得作為成年人的權力受到威脅，擔心他們帶來有更多未知的將來而感到憂慮？

新世代面對的社會景況
再看看大家所身處的社會：表面上繁榮安定、堅尼系數卻越來越高、貧窮人口的問題沒有改善、樓價和租金已遠遠拋離年青人可以負擔的能力。就是未來整體的發展也只靠地產及金融業帶動、經濟的發展只有一味背靠祖國，卻同時要承受自由行帶來的副作用、本土經營的小商舖不斷被大財團的連鎖店、藥房和高檔次的經營者取代、各行各業的專業門檻不斷提高、工作上的要求也越來越多、但是年青人向上流的機會也越來越低，如今他們看見恐怕只是一個非常暗淡的將來。

然而二、三十年後，這些網絡世代也會成為香港的主要勞動力和生產力的來源，面對以上種種的問題，還有人口老化的隱憂，他們未來要承擔的責任一點也不輕省。假如今天這些網絡世代不再堅持爭取一個更公平、更有利社會各方面發展的政治大環境，他們的未來又會如何？

親身了解、接觸我們的年青人
慶幸自己曾有幾年時間參與年青人的服侍，過程中有喜有悲，甚至有時會「嘔血當場」，但那是我人生中十分精采的體驗。年青人的需要其實很簡單，他們只需要別人聆聽他們的聲音、尊重及相信他們，與他們一起面對掙扎、同行、實踐理想，並且視他們為平等的朋友，卻不以家長式權威由上而下壓下去。我們要尊重他們是獨立思考及分辨是非的個體，主動理解及明白他們的語言及文化，與他們一起同行、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他們期待的不是權威的教導，卻是我們的信任及尊重與他們同行。

當我們有機會來到不同的示威區多作觀察，甚至和年青人傾談一下，可能我們會發現更多，更豐富我們對事情、以至對他們的理解。許多年前政府曾經推出過宣傳片，呼籲我們「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可惜的是：今天特區政府的高官們從來沒有親身來到示威區了解和聆聽年青人的訴求。

從昔日保護皇后碼頭事件開始，到後來的反高鐵撥款示威、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和有效地處理年青人的訴求和需要，問題也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且已經一發不收拾。到了今天的「遮打革命」，官員仍然只按著上級的指令和統一口徑(Line-to-take)來應對這次社會運動，卻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埋藏己久的社會問題。

面對著一個由中共操控的思歪政府，自從8月31日人大的議決落閘後，我已經看不見香港可以真正落實民主的明天。假如要我在思歪政府和年青人之間作出選擇，那我寧願選擇站在年青人的一邊，共同為未來的香港而努力爭取下去。